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的装饰手法有哪些
最早素瓷依照颜色分类，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种常见颜色的瓷器。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时期，南北制瓷业的发展也不平衡。在比较安定的南方，以浙江早期越窑为中心，继承并发展了东汉青瓷的成就，这些青瓷习惯上被称为"六朝青瓷"。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
东吴：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
西晋：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
东晋：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前掌大遗址的由来
前掌大村位于滕州市南25公里处的官桥镇，这里原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由于196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滕县博物馆在一次联合调查中发现了著名的前掌大遗址，从而使这个小村庄闻名国内外。
前掌大遗址距离薛国故城遗址仅1公里左右，它主要由距村西北约50米处的“河崖头”及距村南约500米处的“南岗子”两部分组成。“河崖头”遗址是一平原地区上常见的河畔高地，一条常年流水的小河——魏河，沿遗址自北向南流去。遗址南北长约120米，东西宽约100米，总面积为2万平方米，文化层距地表面30厘米一50厘米，遗址主要包含有龙山文化和商代中晚期文化遗存。“南岗子”遗址南北、东西各约1000米，总面积100万平方米 主要包含商代晚期到汉代的文化遗存。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滕县博物馆对整个遗址进行了钻探和试掘。共清理了商基4 座，以3 号墓规模最大，结构也很特殊。墓口略呈正方形，面积近100平方米，深约9 米。东、南面有斜坡墓道，长约20 米。椁上出土水牛头一个、鹿骨一架。南墓道口和二层台两侧及腰坑发现人骨7 架。还出土铜器、陶器、玉器、海贝及龟甲等遗物。
1985 年3 月进行第二次试掘，消理商晚期墓11 座，其中3座是甲字形大墓，出土王饰、骨雕、午马饰及原始青瓷等数百件。基葬大都有殉人，有的捆绑手足，有的肢体不全，未成年男女个体为数较多。在这些基葬的上层，还发现建筑遗物。
1987 年进行第三次发掘，发现了墓葬排列有着严格的布局，以214 号墓、205 号墓和14 号基等组成中轴线，左右两边排列着大墓，大墓之间分布着一些小型墓葬。在213 号墓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中还发现有"史"、"史辛"铭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3 号墓中出土的长1.5 米、高0.6 米的嵌蚌饰漆牌和牛头形面罩，这在山东地区还是首次发现。
1991 年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在这次发掘中清理的一座商代晚期的"中"字型大墓非常重要。这座大墓由墓室、墓道、熟土二层台、棺椁室、殉犬坑和地面建筑组成。在墓室及墓道内外共发现柱洞21个，柱洞用青石灰夯打，埋有柱础布，洞深约60厘米，直径45 厘米，根据现存柱洞推测，墓室上方应有一个南北长约9 米、东西宽接近9 米的近似正方形的建筑。南北墓道内外的柱洞，表明其上也有相应的建筑，根据柱洞的位置和对应的距离，知其应为廊式建筑。地面建筑整体上和大墓相对应，以墓室上方的建筑为主体，配以前后廊道的"中"字型建筑，将墓室、墓道全部覆盖住。这种墓室上方覆盖地面建筑的形式在其他商代墓地还没有发现过，它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以及商代以前的地面建筑提供了难得的资料。在此墓中还出土了许多器物，陶器、原始青瓷、青铜器、玉器、绿松石、石器、蚌器等都有出土。在这次发掘中还清理了一座"甲"字型中型墓，该墓由墓室、南墓道、熟土二层台、椁室、棺和殉犬坑组成，墓主人是一中年女性。墓内随葬品有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海贝以及少量的金箔、龟壳等。在此墓中还发现有殉人。
收获最大的要数1994 年的第五次发掘，此次发掘共清理了墓葬11 座，殉马坑2 座，祭祀设施和水井各一处。这批墓葬结构完整，随葬器物组合清晰，共出土各类器物数百件，其中有青铜器200多件，玉器20 多件，漆器近20 件，还有陶器、石器、骨器和象牙器等等。这次发掘，还在18 号墓中发现一随葬的车，车轮直径达1. 5 米，辐条清晰可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1 号大墓，它出土的青铜器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器形，有鼎、罍、卣、尊、壶、觯、盉、簠、甗、盘、觚、爵、角等，另外还有刀、戈等武器。这次发掘，由于收获重大而被评为"1994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5 年秋季对前掌大遗址又进行了第七次发掘，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共清理了墓葬11 座、车马坑3 座、殉马坑1 座，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此外，还在1 座东周时期的灰坑中发现10 块带陶文的陶片，多数文字清晰，是研究东周文字的重要资料。这次发掘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三座保存基本完好的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车马坑，商代晚期车子的遗迹目前在全国仅发现于河南殷墟、滕县前掌大、西安老牛坡三地，在山东地区更是首次发现。这三个车的车辙均为单辙，呈南北向摆放，车衡均有二马驾车，铜装饰有兽面。车舆呈东西向，车舆周边有红、黑、白等多种装饰。三座车马坑的马头装饰都不相同， 41号坑的马头用铜条装饰， 40 号坑马头为铜泡装饰， 45 号坑马头用海贝装饰。41 号坑内出土一件青铜圆饼状器，周边镶有两圈海贝，海贝以金丝相连，应该是车的伞盖，出土的青铜胄和青铜戈都贴有金箔，车舆内也有金箔工艺。车马坑内还有殉人，这些都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墓主人应是非常富有的贵族阶层。
前掌大遗址的面积大，发现的墓葬多，墓葬比较集中而又排列有序。基葬中的随葬品丰富精美，出土的大量玉器、车马器、漆器等都是在山东地区前所未有的。出土的青铜器则更是令人惊叹，有数百件之多，且器类全面，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大量的带有铭文的器物为研究山东地区商周之际的古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参照朱正昌总主编 鲁文生等编著《遗址》一书。
唐三彩的说明文
唐三彩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色釉浓淡变化、互相浸润、斑驳淋漓、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唐三彩的在色彩的相互辉映中，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唐三彩用于随葬，做为明器，因为它的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模具作成胎入窑烧制。唐三彩的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摄氏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摄氏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各种色彩。
釉烧出来以后，有的人物需要再开脸，所谓的开脸就是人物的头部仿古产品是不上釉的，它要经过画眉、点唇、画头发。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一件唐三彩的产品就算完成了。
唐三彩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造型。从造型方面来讲，它的造型殡葬新闻与一般的工艺品的造型不同，与其他时代出土的马也不同。首先它的造型比较肥硕，这个马的品种，据说是从当时西域那边进贡过来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马的形状有点不大相同，马的臀部比较肥，颈部比较宽。唐马的造型特点，它是以静为主，但是静中带动，你们看到这是一匹静立的马。但是它通过马的眼部的刻画，马的眼部是刻成三角形的，眼睛是圆睁的，然后马的耳朵是贴着的，它好像在静听或者听到有什么动静一样，它通过这样的细部刻画来显示出来唐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的韵律。
唐三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釉色。作为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红绿白三种釉色，这在唐代本来就是首创，但是匠人们又巧妙地运用施釉的方法，红、绿、白三色，让它交错、间错地使用，然后在高温下经过高温烧制以后，釉色又浇融流溜形成独特的流窜工艺，出窑以后，三彩就变成了很多的色彩，它有原色、有复色、有兼色，人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斑驳淋漓的多种彩色，这是唐三彩釉色的特点。
唐三彩器物形体圆润、饱满，与唐代艺术的丰满、健美、阔硕的特征是一致的。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三彩人物和动物的比例适度，形态自然，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在人物俑中，武士肌肉发达，怒目圆睁，剑拔弩张；女俑则高髻广袖，亭亭立玉，悠然娴雅，十分丰满。动物以马和骆驼为多。
在唐右卫大将军墓中出土了一件骆驼载乐俑。这匹骆驼昂首伫立，通体棕黄色，从头顶到颈部，由下颔到腹间以及两前肢上部都有下垂长毛，柔丽漂亮。驼背上架有平台并铺有毛毯。平台上左右各坐胡乐俑二人，而且是背对背而坐，正在吹打乐器，有一俑站在中央，翩翩起舞。这三个乐俑个个深目高鼻，络腮胡须，身穿绿色翻领长衣，白色毡靴，只有前面一人穿黄色通肩大衣。这件高大的驼载乐舞俑精美绝伦，令人赞叹!
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联接点。在古丝绸之路上，唐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骆驼。可以想见，在沙漠中，人和骆驼艰难跋涉，相依为命，所通州极乐园公墓以人和骆驼有一种亲密感。它那高大的形态和坚毅负重的神情，似乎还带着丝绸古道的万里风尘。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划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它主要是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自然垂流、相互渗化，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
唐三彩属于一种低温铅釉，它是在七八百度的窑炉里面烧造的，因为它釉里含有不同的低温铅釉呈色剂，所以釉经过煅烧以后，互相熔融，出来以后是绚丽多彩，釉以绿以褐或黄或白，三种基本颜色为主，古代是以三为多，当然它不一定都是三种颜色，有的还是五种，我们这个中国古代的唐三彩是唐代创烧和制作的，它当时主要是一种陪葬的冥器，作为达官贵人和皇室的一些皇帝作为陪葬的冥器，所以唐三彩在我们陕西，尤其在唐长安城附近的唐陵里边，陪葬墓里发现的非常多。
1905-1909年，陇海铁路修筑期间，洛阳北邙山一带因工程而毁坏了一批唐代墓葬，发现了为数众多的唐三彩随葬品。常见的出土唐三彩陶器有三彩马、骆驼、仕女、乐伎俑、枕头等。尤其是三彩骆驼，背载丝绸或驮着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骆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联想起当年骆驼叮当漫步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
唐代是我国封建朝代的鼎盛时期，所以说唐三彩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这种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它跟唐代诗歌、绘画、建筑其他文化一样，共同形成了唐王朝文化的旋律，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他的文化艺术，从现代的陶瓷史上认为，唐三彩在唐代陶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因为在唐以前，只有单色釉，最多就是两色釉的并用，在我国的汉代，已经有了两色，就是黄色和绿色的两种釉彩在同一器物上的使用。那么到了唐代以后，就是说这种多彩的釉色在陶瓷器物上同时得到了运用。有的就是从陶瓷史上有人考证讲，这和唐代当时的审美观点起了很大的变化有关系。在唐以前人们崇尚的是素色主义吧，到唐代以后，它包容了各种文化，包容了外来的好多文化，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从绘画也好，从陶瓷也好，从金银器的制作也好，它形成了一个灿烂文化的这么一个特点。
唐三彩在唐代的兴起有它的历史原因。首先陶瓷业的飞速发展，以及雕塑、建筑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它们之间不断结合、不断发展，因此从人物到动物以及生活用具都能在唐三彩的器物上表现出来。
唐代贞观之治以后，国力强盛、百业俱兴，同时也导致了一些高官生活的腐化，于是厚葬之风日盛。唐三彩当时也是作为一种冥器，曾经被列入官府的规定之列，一品、二品、三品、四品，就是说可以允许他随葬多少件，但是实际上明文有明文的规定，作为这些达官显贵们，并不满足于明文的规定，反而他们往往比官府规定要增加很多的倍数，去做这种厚葬。官风如此，民风当然也如此，于是从上到下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厚葬之风，这也就是唐三彩当时能够迅速在中原地区发展和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现今所见的唐三彩陶器，大量的都出于盛唐时期，其烧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代表了唐三彩烧制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晚唐开始，唐三彩的制作逐渐走向衰败。
唐三彩绚丽的色彩、丰富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代表了唐代陶瓷业发展的最高成就，那么一件唐三彩作品是如何制作，又是如何烧制的，它又有什么特点呢?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模具作成胎入窑烧制。唐三彩的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摄氏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摄氏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各种色彩。
工人在上釉子这方面，主要是釉子要掌握均匀，着均匀。一般情况下，不能薄也不能厚，如果太厚了就出现流釉，釉子还会崩下来；要是上得太薄了，釉子还会发黑，不均匀，所以都会影响釉子的成色。
唐三彩是低温铅釉，那么它的基础釉就是以铅丹和石英为主，再加一些少量的高岭土和常石，那么分别加上不同的氧化物，比如氧化铁形成了红色，氧化铜形成了绿色，氧化钴形成了蓝色。
釉烧出来以后，有的人物需要再开脸，所谓的开脸就是人物的头部仿古产品是不上釉的，它要经过画眉、点唇、画头发。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一件唐三彩的产品就算完成了。
唐三彩的造型丰富多彩，一般可以分为动物、生活用具和人物三大类，而其中尤以动物居多。
出土的唐三彩，从现在分类来看主要也是分为动物、器皿和人物三类，尤其以动物居多，这个可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我国古代马是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战场上也是需要马，农民耕田也需要马，交通运输也需要马，所以唐三彩出土的马比较多，其次就是骆驼也比较多，这可能和当时中外贸易有关，骆驼是长途跋涉的交通工具之一，那么人们经商可能就是从东往西，从西往丝绸之路沿途需要骆驼作为交通工具。所以说，匠人们把它反映在工艺品上。人物一般以宫廷侍女比较多，这个反映就是当时的宫廷生活有关。
唐三彩的特点我们现在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首先它是造型，从造型方面来讲呢，它的造型与一般的工艺品的造型不同，与其他时代的出土的马也不同。首先它的造型比较肥硕，这个马的品种，据说是从当时西域那边进贡过来的，所以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马的形状有点不大相同，马的臀部比较肥，颈部比较宽。唐马的造型特点，它是以静为主，但是静中带动，你们看到这是一匹静立的马。但是它通过马的眼部的刻划，马的眼部是刻成三角形的，眼睛是圆睁的，然后马的耳朵是贴着的，它好像在静听或者听到有什么动静一样，它通过这样的细部刻划来显示出来唐马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的韵律。
唐三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釉色。作为一件器物上同时使用红绿白三种釉色，这在唐代本来就是首创，但是匠人们又巧妙地运用施釉的方法，红、绿、白三色，让它交错、间错地使用，然后在高温下经过高温烧制以后，釉色又浇融流溜形成独特的流窜工艺，出窑以后，三彩就变成了很多的色彩，它有原色、有复色、有兼色，人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斑驳淋漓的多种彩色，这是唐三彩釉色的特点。
唐三彩这一种工艺品的特点，它有中西文化的交流特点在里面，这个造型是鸡头器皿，从现在的考证它当时是西域国家甚至中东国家的一种盛酒用的器皿，但是作为中原地区把它作为一种工艺品来制作，并且人们的使用可以看到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
随着社会的进步，复制和仿制工艺的不断提高，唐三彩的品种也越来越多。洛阳人在传统唐三彩造型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平面唐三彩，他们还将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更多更好的唐三彩作品。
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不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它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相当得要的作用。
据考古界的挖掘，在丝绸之路、地中海沿岸和西亚的一些国家都曾经挖掘出来过唐代三彩的器物碎片。那么这种文化传流到国外也对他们的陶瓷业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包括在日本和朝鲜。日本奈良时期曾经仿制中国的三彩制作出来过三彩器物，当时被称为奈良三彩，朝鲜的新罗时期也仿造中国的三彩制作过三彩的器物，叫新罗三彩。
正因为唐三彩有如此的魅力，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国内市场的开放，喜爱收藏唐三彩的人越来越多。目前中国的洛阳和西安等城市是唐三彩的主要产地。
洛阳唐三彩造型丰满、圆浑，生动传神，釉色通过熔融流动，自然渗化，呈五光十色，独具民族风格，受到国内外游客的欢迎。
唐三彩的复制和仿制工艺在洛阳己有上百年的历史了，经过历代艺人们的研制，使"洛阳唐三彩"的工艺技巧和艺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也得以继承和发展。
曹操的墓在哪里
网上质疑声一片！！！
高陵，三国魏武帝曹操陵[1]寝[2]，文献记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3]关于高陵，宋代以来，有七十二疑冢之说，有许昌城外说，有漳河水底说，有铜雀台下说等。[4]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公布，高陵经考古发掘得到确认，其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 由于该墓葬西面是砖场取土区，墓扩西部填土被下挖约5米，使其局部暴露出来，引起多次盗掘。2008 年春，有画像石等遗物被盗。为了抢救地下文物，避免墓葬遭到进一步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手2008年12月中旬开始对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了两座墓葬，分别编号为1号墓 、2号墓。因为1号墓尚在发掘之中。 2号墓位于西高穴村西南，位于1号墓的南面。海拔105米，地势高亢，地表现为农田。墓葬开口于地表 下2米处，经发掘，墓上未见封土。墓室西部断崖处有一直径3.8、深3米的大型盗洞，未盗到墓室。断崖 下有南、北两个盗洞，其中1号盗洞由于上部地层已经被砖场取土时挖掉，时代不明；2号盗洞为现代，直 径约1米。在清理1号盗洞时，在距地表5米处的盗洞周围，出有大量画像石残块。 墓葬前室的部分铺地石已被揭去，特别是其北侧室的铺地石，破坏严重。后室中部靠近甫道的一块铺 地石也被揭取并砸碎，还向下挖了一个深坑。
编辑本段陵墓结构
高陵航拍照片
高穴村高陵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券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斜坡墓道长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地表约15米；墓圹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占地面积约740.78平方米。 墓葬平面呈甲字形，为爹室砖室墓。坐西向东，方向110度。墓扩平面呈前宽后窄的梯形，东面最宽22 、西面较窄处19.5、东西长18米，面积近400平方米。整个墓葬占地面积约740平方米，由墓道、砖砌护墙 、墓门、封门墙、甫道、墓室和侧室等部分组成，全长近60米。墓室、甫道 和侧室均用长48、宽24、厚12厘米的大砖垒砌而成。
墓道
斜坡状，长39.5、最深处距地表约巧米。上宽下窄，上口宽9.8、底部宽4.1米。墓道两壁 分别有七个台阶，逐级内收。在墓道与墓门交接处的南北两壁各有一道长5、高4米的小砖砌护墙，每面墙 的墙体内立有五根原木立柱作为龙骨，原木关节纹理清晰可辨。墓道填土含有大量料僵石，经平夯夯实， 夯层厚0.12——0.42米不等，十分坚硬。 墓道两边有9对南北对称的磐形坑，每个磐形坑的内凹处各环抱一个不规则形坑。与磐形坑并行，各有 一排东西向的柱洞。在墓道东端有一排南北向排列的方形坑。墓道东端右侧有一东西长3 、宽1.6米的长方形坑。墓葬中部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层带，被墓道所打破。
墓门
砖砌双券拱形门，外券宽1.95、高3.03、拱高1.13米，内券宽1.68、高2.58、拱高0.8米 。由于被破坏，墓门已不存在，仅留宽0.24米的门槽。外有三道封门墙。外层封门墙为竖放立砖，中层封 门墙为错缝横砌，内层封门墙为斜立砖。整个封门墙厚度达1.45米。 甬道 为砖砌，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85、宽1.68、拱高0.8、通高2.58米。
墓室
为砖砌，分前、后两室。前室平面近方形，东西长3.85、南北宽3.87米。四角攒尖顶，墓顶距墓底高6.4米。青石铺地。前室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其中南侧室南 北长3.6、东西宽2.4、墓顶距墓底高3.46米，券形顶，距墓底2.25米处开始起券；北侧室南北长1.83、东 西宽2.79、墓顶距墓底高4.7米，四角攒尖顶，距墓底2.65米处开始起券。前室与侧室之间由甬道相连， 甬道券形顶，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北侧室甬道长1.1、宽1.36米，南侧室甬道长1、宽 1.4米。侧室和甬道均为青石铺地。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个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 连接前后室的雨道为券形顶，青石铺地，长2.45、宽1.68米。 后室为四角攒尖顶，东西长3.82、南北宽3.85、墓顶距墓底高6.5米。青石铺地。在后室靠后部发现六 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发现头骨两个以及部分骨骼，散落于整个后室内。 经鉴定，均为女性，一个50岁左右，另一个20左右。 后室亦有南北两个平面为长方形的侧室，券形顶，南北长3.6、东西宽1.9——1.92、墓顶距墓底高 3.08米。其中北侧室距地表2.12米处起券，南侧室距地表2.15米处起券。青石铺地。在后室的南北侧室各 发现木棺一具，四周有铁质帐构件。后室与侧室之间由雨道相连，并有门隔，现仅存门槽，门槽宽0.2米 。北侧室雨道长0.97、宽1.17米，南侧室雨道长0,97、宽1.28米。青石铺地。 整个墓室所铺青石大小不一，其中前甬道铺地石长1.75、宽1．巧米；前室最大的长1.67、宽0.83米， 最小的长0.76、宽0.73米；后室最大的长1.05、宽0.95米，最小的长0.94、宽0.9米。错缝平铺，地面平 整。围绕墓壁四周地面均有宽0.12米的凹槽。 墓壁内表面抹有一层白灰面，并有上下多层铁钉，前室钉外端为圆孔状，个别圆孔上还有丝绳残痕； 后室钉头为钩状。 由于墓室多次被盗，发掘时里面有高约3米的扰土和淤积土。遗物主要出于下部最底层淤土中，但由于 被盗，多数遗物已被挪动了位置。其中在前室内出有婆金铜盖弓帽，铁恺甲、链、剑，大 量陶器残块，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圭形石牌7块。在前室 南侧室内发现2件陶俑。后室内多处发现有漆木器，仅留局部，器形不明。还岁出有石圭、璧和金丝、金 钮扣、玉饰件、云母。片、铜泡钉、铁镜、画像石残块等，以及数量较多的棺钉，有的长达20厘米。在后 室南侧室的门道部位还集中出土了卯余块六边形刻铭石牌。[5]
编辑本段出土遗物
墓葬虽多次盗掘，破环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遗物。计有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骨器、漆 器、瓷器、釉陶器、陶器、石器等。据初步统计，出土可复原的遗物约400件。其中，有反映墓主人身份 的刻铭石牌和铁甲、剑、徽以及时代特征明显的铁帐架构件等。另外，还有铜带钩、婆金盖弓帽和大量的 云母片以及陶器残片等。
石器
建筑石构件均为残块。主要出自距地表深5米处的1号盗洞周围，少数出自墓室内。有石刻瓦当、门柱 、画像石块以及雕龙等残块。画像内容有“神兽”、“七女复仇”、“宋王车”、“文王十子”、“咬人 ”、“喝酒人”等，图画精美，画工精细，人物生动形象，是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由于画像石残 块数量太多，残损严重，且因盗墓，位置已经挪动，故暂未编号，仅做数量统计。 圭 l件（M2:333）。青石质，长28.8、宽7.4、厚0.9厘米。 璧 3件。青石质，大小形制相同。M2:87，近内、外边缘处各有一道凹弦纹。内径7.2、外径 28.8、厚1.1厘米。 刻铭石牌 62块。可分圭形、六边形两大类。圭形石牌均长10.8、斜边长2.5、宽3.2、厚0.6厘 米。尖部中间有穿孔，孔内有铜环，铜环连以铜链。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六边形石牌大小尺寸相同，上部短边长2.1、下部长边长4.2、短 斜边长1.8、总长8.5、厚0.5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刻字内容为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如衣服类有“ 黄绩袍锦领袖一”，用具类有“镜台一”、“书案一”、“渠枕一”等，其他还有“香囊份双”、“胡粉 二斤”等。 弩机构件 2件，1件出自扰土中。MZ:68，边长4.2厘米。 虎雕 1件（M2:12）。煤精质，长3.75、宽3、高2.65厘米。
铁器
主要有恺甲、剑、链、削等兵器。根据出土铭牌的记载，随葬品中兵器至少还有短矛、大戟、大刀等 。另外，还有镜、帐构架等。由于铁恺甲数量较多，锈蚀、残损严重，未进行编号，仅做数量上的统计。 恺甲 数量较多，有大量散片，部分锈蚀在一起，成扇形鱼鳞状。甲片四周有穿孔，从锈蚀在一 起的部分恺甲看，其上部为牛皮缝边，以牛筋缝合。 镞 有散件和成束之分。M2:54，木柄。镞头呈四棱状，较钝。镞挺与木柄相结合处由丝线缠绕 固定。残长8.6厘米。 镜 1面（M2:252）。外包有丝织物，已锈蚀。半球形钮，其边缘对称有两个支点。直径21厘米 。根据铭牌记载，墓内有镜台一，所以此镜在随葬时应置于镜台上。
铜器
有鎏金盖弓帽、伞帽、铃、带钩、铺首、环、钗、泡钉、 带扣、印符等。
金银器
有银质箱饰件、铺首、饰件、环和金钮扣、簧、金丝等。
陶瓷器
因尚未修复，数量暂无法统计。但从目前已知的器形看，有陶灶、耳杯、盘、案、壶、三足鼎、颤、 罐、托盘、盆、熏炉、尊、厕、匕、砚、俑，以及釉陶罐、青瓷罐等。 案 7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可分二型。 A型：2件。圆形。M2:377，外有一圈宽矮沿，沿略外撇。口径37.8、底径36、厚1.8厘米。 B型：5件。长方形。M2:376，外有一圈宽矮沿。长45、宽琴．8、厚2厘米。 井 1件（M2:375）。泥质灰陶。近方形井口，井台为圆形，井沿为方形，有四根仿组成。四角 各有一根立柱，将井台与井沿以桦卯方式连为一体，并露出半圆形桦头。每根仿的两端长出井台边缘，在 井台四角形成井字形的四出。圆形井台下部边缘有一圈花边，底部有喇叭形圈足。井台直径27、圈足径 16.3厘米，井框长13.2、宽13厘米，通高23厘米。 灶3件。泥质灰陶。根据形状，分二型。 A型：1件（M2:374）。中空，整体呈长方形。灶台面上有一圆形火眼，前有五边形火门，上有一低矮 四阶山形挡火墙。灶台右、后两面各有一矮墙。火眼后有一方柱形烟囱，上有一盖。火门两边各饰五道平 行的凹弦纹，上饰两道平行凹弦纹，下饰一道凹弦纹。灶体长33.2、宽24.5、高27.5厘米 。 B型：2件。M2:373，中空，整体呈长方形。台面上前后有两个圆形火眼，上置一敛口折腹陶釜。前有 介字形火门，其上的挡火墙已残，形状不明。长23、宽18、高8厘米。 耳杯 3件。泥质灰陶，形制相同。M2:364，椭圆形口。圆唇，敞口，弧腹，两宽耳。口长径8、 短径6.3厘米，底长径4.2、短径2.4厘米。 釜形鼎 1件（M2:372）。泥质灰陶。圆唇，敞口，低领，折腹，两耳外撇，三蹄形足。口径 10.4、高12.1厘米。尊3件。泥质灰陶，形状相同。MZ:138，圆筒状，口略大于底部。方唇 ，口沿下附双耳，斜腹，平底，三低矮蹄形足。口径10.8、底径9.3、通高10.2厘米。 三足器 1件（M2:371）。泥质灰陶。方唇，敛口，宽沿，圆底，中有一空柱，下有三兽形足。 口内径16.5、外径21、底径11.2、足高4.5厘米。 四系罐 1件（M2:378）。泥质灰陶。平沿，尖唇，直领，溜肩，直腹，大平底。肩上有四横桥 形钮。口径12.4、最大腹径20.8、高23厘米。 敞口罐 1件（M2:367）。泥质灰陶。方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口径10.5、最大腹径 13.4、底径8.2、高14.5厘米。双系釉陶罐1件（M2:368）。泥质红陶，通体施酱色釉。圆 唇，口微敛，斜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呈环形突起，肩下饰一道凹弦纹，其上附对称两横系。 口径11.8、最大腹径23.4、高22.4厘米。 四系釉陶罐 1件（M2:40）。泥质红陶，通体施青釉，釉层极薄，局部脱落。圆唇，高直领，溜 肩，鼓腹，小平底。肩上均匀分布有四横钮，钮上下各饰一道凹弦纹。口径8.2、最大腹径14.2、底径8.6 、高12.2厘米。 青瓷罐 3件。均为四系，分三型。A型：1件（M2:37）。胎质粗糙，色偏红。圆唇，口微敛，斜 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上下饰两组水波纹，每组由七道平行曲线组成。在最下面的一组水波纹上 均匀分布四个横桥形钮。釉色偏白，有玻璃质感，较薄，施半釉。口径9.8、最大腹径15.9、底径11.1、 高14.1厘米。B型：1件（M2:369）。胎体细腻，白色。圆唇，高直领，溜肩，鼓腹，小平底。肩部突起， 肩下均匀分布四个横钮。青釉泛黄，施半釉，釉层薄而不均。口径9.1、最大腹径17.2、底径10.2、高 18.6厘米。C型：1件（M2:370）。圆唇，直领，口微敛，鼓腹，小平底。肩上有四横系， 肩上部饰一道凸弦纹，正对横系有一道凹弦纹。口径13、最大腹径16、底径13.5、高22.5厘米。
其他
包括骨器、玉器、漆木器等，其中骨器有残骨尺、替等；玉器有璧、珠、玛瑙饼、水晶珠、玛瑙珠、 佩等饰件，另有珍珠1枚、云母片若干；漆木器均残，器形难辨。
编辑本段发现过程
高陵前室
2008年，河南省文物局拟对安阳县境内一东汉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2008年12月，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进行发掘工作。 这座东汉大墓，曾多次被盗掘，但仍幸存一些重要的随葬品。据统计，出土器物250余件，包括金、银、铜、铁、玉、石、古、漆、陶、云母等多种质地。器类主要有铜带钩、铁甲、铁剑、铁镞、玉珠、水晶珠、玛瑙珠、石圭、石壁、石枕、刻名石牌、陶俑等。其中刻铭石牌共出土59件，有长方形、圭形等，铭文记录了随葬物品的名称和数量。极为珍贵的有8件，分别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等铭文。在追缴该墓被盗出土的一件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这些出土的文字材料为研究确定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的、最直接的历史依据。 同时，该墓还出土有大量画像石残块。这批画像石画工精细娴熟，雕刻精美，内容丰富，有“神兽”、“七女复仇”等图案，并刻有“主薄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文字，为汉画像石中罕有的精品。[6] 在墓室清理当中发现有人头骨、肢骨等部分遗骨，专家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三个个体，其中墓主人为男性，专家认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相近，推测是曹操的遗骨。 后经河南省专家论证，确认此东汉大墓即为史籍记载中的高陵。
安阳!当年曹操在许昌定都，还未一统，不会埋到外省的。
玉璧的鉴定！朝代，纹饰
瓷器鉴定是一门新的学科，文物考古工作者四十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发掘了很多古遗址、古墓葬，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尤其是纪年墓出土的瓷器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典型的标本和样板。陶瓷鉴定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器物学。国内一些大学目前教授这方面的课程，为陶瓷鉴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我根据自己四十年研究陶瓷的亲身体会与经验，摸索出从以下五个方面鉴定瓷器，即瓷器的造型、纹饰、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这五方面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偏重一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鉴定便有误差。五方面联系起来看，对瓷器的年代、产地的判断，其可靠系数就比较大。下面谈谈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造型及纹饰 造型与纹饰二者密不可分，是鉴定瓷器的关键问题，抓住这两方面鉴定的可靠系数即可达85%，一般来讲，胎、釉、彩、款识、支烧方法只占很小的比重，但在某个时期有些器物则例外。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从墓葬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青瓷逐渐代替了青铜器、漆器。大陆很多省份的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铜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是青瓷器。表明青瓷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其造型、纹饰与汉代陶瓷、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饰，两面帖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铺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槅，汉墓出土有青铜槅、陶槅，器形特点为平底。西晋青釉槅胎体厚重，为拿取方便，底边镂空。西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也表示其企望死后能过如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稍大一点是吴、西晋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者，是装稻谷的，北方装谷的叫仓；虎子，汉代多有提梁，西晋保留了这一传统，采用立烧，口向上，臂部触地。东晋虎子也采用这种立烧法。圆虎子多为正烧。虎身一般刻划飞翅纹。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从以上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的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一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于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故称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以矮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颈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则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以瘦长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东晋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物如盘、碗、罐等也有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香薰，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镂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各收藏一件。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却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有六个桥形系，是沿用东晋时的样式，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故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朝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色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7厘米，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风格。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发展起来，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靠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同时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朵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皆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个双条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特征。黑褐斑装饰西晋晚期出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薰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璧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有收藏。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盛行于这80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璧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像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40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凤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得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湖南、长沙窑都有这种器形，三彩亦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30厘米，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帖花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榈树、栏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器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瓜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产品略长，造型上仍具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俑中，有作拍鼓动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乐器需用量大，拍鼓正是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而产生出的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他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三）宋、辽、金、元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越窑六瓣棱形壶，周身分六等分，通体刻划双复线莲花瓣，与其它窑不一样，是越窑宋代早期常见的形制。五管瓶，最早见于越窑，以后龙泉窑、景德镇窑，河北、河南的磁州窑系诸窑都烧制五管瓶。最早的五管瓶五管较短，以后逐渐向长演变。北宋早期越窑盛行刻划莲瓣纹，此装饰在浙江其他瓷窑如宁波、鄞县窑亦采用。有些器物上有北宋纪年铭文，证明它是北宋比较流行的纹饰。越窑青釉执壶，上刻有莲瓣纹，过去定为五代，从近十年墓葬出土情况看，五代墓没有出土过这类器物，却出在北宋早期墓中，由此证明是北宋早期的，过去一些图录中把细线划花的器物定为五代，从墓葬出土情况看，也属北宋早期的产品。 注子、注碗，原来是金属器，用于温酒。北宋时期，青白瓷注子、注碗出现。据出土资料统计，国内南北各地出土了几十套，出土范围北至辽宁，南到浙江、江西，浙江海宁县就出土了几十套，都是景德镇的产品。注子多配以坐狮形盖，壶身有圆形、瓜棱形，多花口，碗里心一般刮釉，使注子放上不致于滑动，稳定性好。除青白瓷以外，陕西耀州窑亦发现青釉圆形注碗。南宋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釉中含铁量高一些，故大多数青白瓷釉发青。日本、韩国出土的这类青白瓷数量很多。青白瓷梅瓶，口向外折，短颈。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梅瓶相比，景德镇瓶口部外折部分较薄，而北方瓶口外折部分较厚，形成了南北方梅瓶不同的造型风格，青白瓷经常采用的装饰是刻花篦划或篦点纹。湖田窑青白瓷釉色好，底足露胎中心呈黑、褐色，具有湖田窑的特色。北方磁州窑系的剔花，是在剔花之前先上白色陶衣，然后剔掉花纹以外的地子，露出胎色，有的为深灰色，有的是土黄色或褐色。剔花执壶，河南登封窑出土过局部标本，可能是登封窑的产品。这类剔花壶、瓶北方河南、河北出土很多，完整器物大多流落到日本，国内反而少见。磁州窑系剔花枕，为不规则的八方形，中间菱形开光，两边花叶纹，通气孔在右侧。传世这类风格的器物见到有30多件，是一个窑的产品，窑址还未发现，估计是山西烧造的。30多件枕，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 黑釉剔花罐，过去定为磁州窑，现在证实是山西窑烧造的。山西雁北的大同、怀仁、浑源等窑都有这类标本。 白釉剔花再罩绿釉，是磁州窑的特殊装饰。其他窑未见，磁州窑窑址出土过这类标本。到元代，绿釉下改为画花，菲律宾出土了很多元代磁州窑的绿釉画花器物。 磁州窑白釉划花，花纹以外的地子为篦划纹。篦划纹是用六或七齿工具划出的复线。此纹饰北方使用比较普遍，磁州的观台、彭城，河南禹县扒村，山东淄博等窑都采用这种纹饰，纹样内容丰富。 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为此窑的中档商品，黑花上再划花纹，属高档商品。由于磁州窑属民间瓷窑，所以纹饰往往一挥而就，线条自由奔放。龙纹瓶，龙体削瘦，龙首像狮子，嘴、眼传神，三爪有力，艺术水平很高。白地黑花枕，画冬景寒鸦，有宋人画意。梅瓶，造型美，纹饰很精。 珍珠地六管瓶，珍珠地是仿金银器纹饰，上面还有绿彩，是磁州窑系产品，估计河南烧造的可能性大。 定窑印花龙纹盘，这类标本遗址出土很多，是北宋后期哲宗、徽宗使用的宫廷用瓷。有的底部刻“尚食局”三字，是宋代御膳房使用的。定窑为民间烧制的瓷器数量很大，印花纹饰亦很精美，从纹饰上看不出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就一般瓷窑而言，其产品都有一个从初期简单草率，到以后逐渐复杂、精美的发展过程。而定窑印花水平一开始就很高，定州不仅出瓷，也出缂丝。缂丝在宋代也很有名，有可能定窑印花是借鉴缂丝完整的图案纹饰，刻成陶范再印到瓷坯上。唐宋瓷器向同期工艺品种借鉴的例子有很多，如青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窑有五处，同时烧青瓷、白瓷，到北宋，青瓷、白瓷突然不见了，出现青白瓷，这也违背一般瓷窑的发展规律。一个窑的瓷器品种有一个继续发展，逐步衰落的过程。景德镇宋代一改前朝的青瓷、白瓷品种，而烧青白瓷，究其原因，是借鉴了同期的玉器工艺。宋代流行青白玉，那是上层社会宫廷、达官使用的，平民绝无条件问津。为适应民间需要，景德镇仿青白玉效果，大量烧制青白瓷。宋代李清照《醉花阴》中记载的“玉枕纱橱”中的“玉枕”实指青白瓷枕。 金代花口瓶，五瓣口向下翻，绝大多数出于瓷窑遗址金代地层和金墓之中。曲阳出土了白釉花口瓶。钧窑烧月白釉花口瓶，磁州窑烧三彩花口瓶，颈、腹、足各占三分之一，造型独特。 金代南北方都出现一种黑釉起白或褐色线纹装饰的器物。线的排列方法有满线、三线一组，一、二、一间隔排列等形式。河北磁州，河南禹县、鹤壁，山东淄博，四川广元等窑都有烧造。目前可以判断传世品窑口的只有淄博窑，其特点是黑釉罐上满线纹，但在双系下，有交叉的两条线纹，可以断定是该窑产品，日本、英国分别收藏一件淄博窑的完整器物。四川广元窑的黑釉起线纹罐与其它窑的同类器物又有所不同。它是经过两次烧成的，先素烧坯，再上釉二次烧成，在窑址中采集的标本有素烧坯及二次烧成的器物标本。 （四）明清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明清两代瓷器的造型更加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瓶、罐、壶、盘、碗等器物都有多种形式。青花瓷器为明、清两代瓷器生产的主流，历经四百年盛烧不衰。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青料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与风格，这已成为判断瓷器年代的重要依据。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造型、纹饰上受到了西亚银器、铜器的影响，执壶、花浇、折沿盆、烛台、钵等都具有西亚作风。梅瓶、扁瓶、天球瓶以及各式罐、盘、碗、洗等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器形。纹饰中以龙凤纹占主要比重，并贯穿于整个明、清时代。 正德瓷器因明武宗的妃子信奉回教，故瓷器装饰上的显著特点是阿拉伯文较多。 嘉靖瓷器造型的特点是葫芦瓶较多，方的、圆的、上圆下方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此外，方形器物较多。由于世宗信奉道教，故纹饰上道教色彩浓厚，典型的纹饰有八仙人、云鹤八卦。缨络纹也是这时期长见的纹饰。 康熙时期民窑瓷器有很大的发展，外销数量很大，欧洲收藏有大量康熙民窑的瓷器。双耳盖瓶等具有欧洲瓷的造型特点。人物纹、山水纹凤尾尊、棒棰瓶比较多见。康熙青花由于使用云南珠明料，蓝色明亮，层次较多，具有水墨画的效果。 五彩瓷器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到康熙时期，釉上蓝彩取代了釉下青花、黑彩、紫彩、金彩大量使用，另外红、绿、紫彩还可分化出深浅不同的色调。纹饰题材几乎无所不包，人物、鸟兽、花草、虫蝶生动而艳丽，达到了历史上五彩瓷器的发展高峰。
您好。从它的沁色来看，这应该是仿品。这种玉，专业术语叫“传世古玉”。但是能保持得如此鲜亮的，对不起，几乎没有。仿的样式嘛，是汉代的龙纹。
汉朝我肯定
现代仿品
春秋战国时代
秦王尊为何物
秦王尊应该是秦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品，但并没有被挖掘到，大墓已经严重被盗，贵重的青铜器都消失不见。流传市场上出现过秦王尊，但真实性无从考证。
尊，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基本形制多为侈口，鼓腹圜底，圈足，形似觚，但中部又比觚肥硕，口部亦比觚大。一般称尊者，分为觚形尊、有肩大口尊和鸟兽尊三类。
扩展资料：
类似尊的青铜容器：
1、簋：西周早期的典范之作，相当于今天的碗，是商周时期的盛饭工具，容量为一升或二升，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
2、鼎：鼎是青铜器的最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是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三代及秦汉延续两千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如我们说知道的如大禹治水，铸造九鼎，象征九州。
3、斝：斝是古代中国先民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通常用青铜铸造，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
4、罍：罍是商朝晚期至东周时期大型的盛酒和酿酒器皿，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状，其中方形见于商代晚期，圆形见于商朝和周朝初年。从商到周，罍的形式逐渐由瘦高转为矮粗，繁缛的图案渐少，变得素雅。青铜罍为东胡与中原交流之物。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尊 （古代容器）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秦公一号大墓
任务占坑
秦王尊
其形制为敞口，粗颈、深腹、圜底、圈足。商代有原始青瓷尊，北朝青釉仰覆莲花尊形体高大精美，颇为富丽。宋以后瓷尊盛行，用于盛酒或做宫廷陈设用器，如汝窑三足尊、出戟尊。清景德镇窑产品丰富，有苹果尊、鱼篓尊、石榴尊、太白尊、马蹄尊、络子尊、百 尊、萝卜尊、观音尊、牛头尊等等。
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春秋后期偶有所见。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长颈，圆腹或方腹，高圈足。商早中期，尊均有肩，圈足上多带“十”字孔，主要是圆体尊。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形尊和觚形尊。方形尊仍带肩，肩上多饰有数个圆雕兽头；觚形尊又称大口筒形尊，形似抓而体较粗，商晚期圈足上有“十”字孔或象征性的“十”字，西周早期“十”字消失。这两种尊器表多饰有凸起的靡棱，雕铸着繁绳厚重的蕉叶、云雷和兽面纹，显得雄浑而神秘。西周时，又出现了垂腹的圆尊，形状为大口，长颈，鼓腹下垂，圈足低矮。整件器物线条柔和，花纹也比较简单，已失去了有肩的圆、方形尊和抓形尊的气势。
尊的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等几类。有肩大口尊的器形，初始当与陶质或原始青瓷的大口尊有关，基本式样如下：
大口宽折肩式，上口侈大，口径与肩宽接近，颈较高，下部收缩，呈大喇叭状，肩甚宽而微鼓，上饰三牺首，自肩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园底状；大口圆肩式，上口侈大，口径超过肩的直径，肩广，凸起丰圆，上饰三牺首，下承圈足较低；高体大口折肩式，形体近于大口圆肩式，而圈足和颈部特别高；甚高体大口式，整体造型甚高，颈高，口径收小近于肩径；低体大口折肩式，仍保持大喇叭口，但颈、腹及圈足都较低；低体大口宽肩方体式，颈与圈足皆不高，与器腹三段接近均衡状。
除上述各式尊外，商周至战国期间还有牺尊。将尊铸成牛、羊、虎、象、豕、马、鸟、雁、凤等动物形象，统称为牺尊。牺尊上装饰有各种华丽的纹饰，兽背或头做成尊盖，既是实用器皿，又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工艺品。
四羊尊 商周 58.3X52·4厘米
湖南宁乡月出铺出土。方形，大侈口，长颈，鼓腹，高圈足。全器最独特之处是在腹部四角上都铸有一大卷角羊，每羊胸与尊腹合为一体，羊足铸在圈足上，而羊首、羊角则凸出器表。尊的4个肩部浮雕出极为生动的4条龙。据考证，羊角与羊头均系采用了先分铸，而后再与全体铸接在一起。颈部饰有蕉叶纹。此尊器浑厚，造型雄奇，设计精巧，技艺复杂，采用了分铸、平雕、高浮雕等方法，并使全器浑然一体。其风格特点不但在同类器中独树一帜，也是商周古铜器中的奇诊。
铜饕餮龙纹尊 商 直径23厘米
此器为圆形，圆口外侈较大，长颈，腹外鼓，圈足。器的腹部饰有饕餮龙纹，纹饰精美，雕工精湛，具有商代铜尊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