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中，丧葬叙事如同一面幽深的镜鉴，清晰地映照出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深刻转型。它从传统礼教的沉重符号，逐渐演变为个体觉醒与存在之思的复杂载体，其叙事功能的转变，不仅标志着文学表现疆域的拓展，更揭示了现代性冲击下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悸动。

　　在鲁迅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中，丧葬叙事首先被赋予了尖锐的社会批判功能。无论是《药》中夏瑜坟头那圈突兀的花环，还是《孤独者》中魏连殳在祖母葬礼上那声穿透虚伪礼教的干嚎，丧仪都超越了其本身的仪式性，成为解剖国民灵魂与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手术台。这一时期，葬礼的喧嚣与坟墓的寂静，共同构成了一种寓言式的景观，其核心指向外部社会的窒息与个体在传统重压下的挣扎。叙事者关注的并非死亡本身，而是围绕死亡所构建的一整套社会规训机制，丧葬场景因而成为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浓缩舞台，充满了启蒙的焦虑与呐喊。

　　随着文学现代性的深化，尤其是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当代文学中的丧葬叙事发生了显著的内转。它从宏大的社会剧场，退缩至更为私密与幽微的心理空间。在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光林对父亲死亡及其后续处理的疏离观察，充满了荒诞感与存在主义的质询。丧葬不再是公共事件，而是个体感知时间流逝、命运无常与亲情疏离的触媒。及至一些更晚近的作品，如陈希我的《命》，其中的丧葬细节甚至呈现出某种“去仪式化”的倾向，传统的繁文缛节被简化或消解，叙事焦点完全投向生者在面对终极虚无时的心理真实——恐惧、迷茫、释然或彻底的冷漠。这一转变，标志着文学从对外部社会的批判，转向对个体生命内部、对生死本质的哲学探寻。

　　纵观这一叙事脉络的演变，现代文学中的丧葬叙事清晰地走过了一条从“外向批判”到“内向探索”的路径。它最初是作家用以撬动传统铁屋的杠杆，是社会改革的文学先声；而后，它逐渐沉淀为探索人类终极境遇的独特视角，成为测量个体精神深度的一把标尺。这一转变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更深层次地呼应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集体主义范式向个体生命价值回归的艰难历程。丧葬叙事的嬗变，因而成为我们解读现代中国人精神史诗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