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墓葬的特点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的艺术特点有哪些
阶级性，体现墓主身份地位
象征性，每个装饰图案皆有寓意
陵墓雕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厚葬流行的产物， 并集中体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理想、审美形式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以寓意象征的手法表达特定的主题，雕刻技巧独特，整体造型稳定而强劲，形成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独的民族风格
陵墓雕塑(包括地上的纪念性石刻与墓室随葬俑)
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墓前的石人、石兽。存世的古代陵墓石刻主要为南朝宋、齐、梁、陈及唐、北宋、明、清各代帝陵和勋臣贵戚墓的遗存。北魏、辽、金、西夏等朝代陵墓遭严重破坏，仅有少量石刻遗留下来。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自唐代乾陵起，以迄北宋，石刻的内容、配置方式，逐步形成定制，并为明、清两代所承袭。
极乐园公墓产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雕塑主要有陵墓雕刻、俑、宗教造像，还有些供玩赏的小型雕塑品，用于建筑或器皿上的工艺雕塑也很普遍。由于处于长期分裂动荡的阶段，各民族不断接触、斗争、融合，又大量从异国的艺术特别是宗教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因此雕塑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新面貌，为其后隋唐雕塑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对邻国特别是朝鲜、日本的雕塑产生了影响。
陵墓雕刻 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以南朝保存较好，分布在南京附近,现存31处,有宋、齐、梁、陈诸代的作品，以齐、梁两代为多。从保存较完整的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及梁安成康王萧殡葬新闻秀墓前石刻观察，南朝陵墓石刻群雕一般由成对的石兽、神道石柱和石碑所组成。石兽有翼，一般呈蹲伏状，劲健有力，造型雄伟，是以整石雕成的立体圆雕,体长和高度多在3米以上。若与汉代陵墓前石刻，如霍去病墓石刻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雕造技艺的长足进步和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即由凝重古朴转向优美生动。神道石柱是在双螭盘曲的底座上树起多楞的柱体，有的是24面体，有的多达28面，楞面刻成下凹的瓦楞形状,因而避免了直立造型的呆板,柱体上都是有铭刻的方形石额，柱端托一刻仰莲纹的圆盖，盖顶中央蹲一小型石兽，整体造型秀美挺拔，端庄而又富有变化。石碑体形巨大，圆额有穿，座于龟趺之上，稳重有力。这3种石雕组合在一起，显得颇为庄严宏伟,但又生动多变，表现出南朝大型纪念碑性质的雕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砦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发现有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的精美浮雕作品，在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俑 这一时期的立体圆雕作品中，以俑的数量最多，绝大部分是涂彩的陶塑，也有少量的釉陶俑、青瓷俑以及石雕作品。从西晋时开始，出现了以镇墓兽、甲胄武士、鞍马、牛车和男仆女婢组合成的俑群。以后南朝的俑群大致沿袭西晋旧制，数量较少。北方有所不同，从十六国时期起,就在继承西晋旧制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俑群内容增多、数量增大，一般包括以下4组内容：①驱邪镇墓的镇墓兽和全装甲胄执锐按□的镇墓俑；②模拟墓内死者生前出行的仪卫,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包括人和马均披铠甲的甲骑具装俑、身负箭□的步兵、骑马的鼓吹乐队、骑马和步行的属吏，以及仪仗、仆从等；③模拟墓内家居享乐的大量舞乐和男奴女婢；④模拟庖厨中执炊操作的奴婢，以及灶、碓、磨、井等模型，还有各种家禽、家畜的形象。其数量从西晋时的10余件扩大到几十件，乃至成百上千件。例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各类陶俑近400件,而东魏茹茹公主叱地莲墓中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陶俑的塑制也日渐精美，多为先制模具，然后合模成型，入窑焙烧后再贴金绘彩。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也日益提高,从西晋时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人物的面相也随时代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变化,从西晋到北魏早期,面相宽方。北魏太和(477～499)以后,面相趋于清瘦,至晚期更加瘦削。东、西魏时,面相由瘦削又转趋圆润,直至北齐、北周，遂开唐代圆润丰颐之先河。人像的体态也是神韵日增，出现不少生动传神的作品。例如北齐库狄迥洛墓中出土的胡装舞蹈老人，面目传神,姿态生动,颇具艺术特色。陶塑动物中以骏马和骆驼的塑造最佳，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
小型雕塑 供佩戴、玩赏的小型雕塑品，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玉石、琥珀等，上面多有穿孔，可与珠饰串联在一起。小的仅长2～4厘米，大的也不超过10厘米，除习见的璜、□等物外，最具时代特点的是一些小型圆雕的神兽像。神兽为兽首人体,肩附飞翼，四足有利爪,均蹲坐状，在南朝和北朝墓中都有发现，形体虽小，但造型呈现出小中见大的气势。如南京甘家巷南朝墓中出土的滑石像，全身肌肉凸张，巨乳硕腹，双手按膝，两肩上耸，头微下缩，如顶负重物，造型浑厚有力，整体轮廓呈立方体，态势极为稳重，形体虽不大，看来似能力负千钧。此外，六朝墓中经常出土石雕的伏猪，多成双放置，即东晋墓出土衣物券中所记的“玉□”。东晋墓中出土的石猪，生动写实，以后日渐抽象化，至南朝晚期有的仅把石材修治成长条状，再施加简练的几条刻线以代表猪形，反而显得别具情趣。
装饰雕塑 大量施用于各种器物上面，以铜镜和陶瓷的装饰雕塑最具有艺术价值。东汉晚期在南方开始出现的神兽镜和画像镜，至三国孙吴时有了很大发展。镜背纹饰呈高浮雕状，极为精美，多为人物、车马、鸟兽及神仙、神兽等，神仙中多见东王公、西王母，而且在神仙中还出现了佛教造像。陶瓷器的雕塑装饰，南方和北方在风格方面有些不同。这一时期正是青瓷器烧造的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的青瓷器的造型极为优美。例如水注，常在圆硕的注腹前面塑出蛙头，后面塑出蛙尾，两侧各塑二足，活现出一只浮于水面的蛙，颇为生动。再如羊形水注,器呈卧羊形，体腔中空可储液体,羊的姿态生动,加以釉色晶莹,使人喜爱。也有的青瓷器皿造型奇伟，如江苏省宜兴县西晋周氏家族墓群出土的神兽尊。此外，当时南方还流行一种陶瓷制的谷仓罐（也称魂瓶），其上盖常有许多小型人物塑像，多仅具轮廓，刻出鼻口耳，形象古朴生动，并塑有楼阁及鸟兽，罐腹则贴塑各种人物、神兽、凤鸟、鱼、鳖等，还有的谷仓罐上塑有趺坐的佛像。这些谷仓罐既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也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陶瓷雕塑艺术品。在北方，不见谷仓罐和南方那种造型较灵巧的青瓷艺术品，但一些陶瓷器上的贴塑或模印的图案显得更浑厚古朴。例如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黄釉陶器上的贴塑花纹，由莲花、忍冬、宝珠所组成，繁缛厚重。最具特色的是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上面有凸起的模印图像，是由乐队伴奏下起舞的胡人，颇为生动传神，反映出当时北方人民喜爱的舞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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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雕刻中昭陵六骏的艺术特点是造型优美，雕刻线条流畅，刀工精细、圆润，体现中国古代雕塑的现实手法,没有失实的夸张,没有虚化诡异的造型,
古代汉墓埋葬之地有什么特点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
在贵族大墓中，河北省和山东省曲阜可以作为西汉中期新兴的横穴式墓的代表。它们是在山崖中穿凿巨大的洞穴，作为墓室，故称“崖墓”，形制和结构完全模仿房屋。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一般的横穴式墓是地下的土洞墓，规模较小，构造较简单，墓主属于下层地主阶级。这种土洞墓，在汉代以后的各个时期，长期流行。汉代的新的墓制，还表现在中原一带的“空心砖墓”。它只流行于西汉一代，到东汉基本上即已绝迹。大约在西汉中晚期，在中原和关中一带开始出现用小型砖建筑的墓，一般称为“砖室墓”。到了东汉，砖室墓迅速普及，成为全国各地最常见的一种墓。贵族官僚们的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布局模仿他们的府第。许多墓里还绘有彩色壁画。
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石室墓，到东汉在某些地区盛极一时。墓室中雕刻着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室的结构和布局,也是仿照现实生活中的住宅。有的石室墓，也绘有彩色的壁画。东汉时期，四川省境内的砖室墓往往在壁上另嵌一种模印着画像的砖，称为“画像砖墓”。在四川各地，东汉及其以后还流行崖墓。
中国古代棺椁并称，都属葬具。西汉中期以后的各种横穴式墓，特别是东汉的砖室墓和石室墓，墓室本身就起了椁的作用，可称“砖椁”和“石椁”，而墓室内的葬具则是有棺无椁。西汉前期和中期，夫妻合葬仍然采取“异穴合葬”的形式。西汉中期以后,制度一变,除帝陵以外，一般都是夫妇同墓合葬。横穴式的墓室，为同墓合葬提供了方便。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西汉前期和中期，主要随葬生前的实用器。西汉中期以后，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偶像。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在西汉中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用车、马殉葬的，但车和马都埋在墓室和墓道内，而不是在墓的附近另设车马坑。西汉晚期以后,不再用真车、真马殉葬,而是用木制或陶制的车马模型来替代。在南方地区，还有用木船或陶船的模型随葬的。
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作为奴婢的替身，木俑和陶俑被多量地放置在统治阶级的墓中。
在地面上，统治阶级的墓已普遍筑有坟丘。在坟丘之前，往往设祭祀用的祠堂。东汉时盛行在墓前建石阙，并置人物和动物的石雕像；还流行在墓地上立石碑，记述墓主人的死亡日期、家族世系及生平事迹~
任务占坑
我国古代人墓葬布局和特点是什么搜集古人类墓葬的习俗
以文字记载以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与以文献记载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古学相对，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称史前学或史前史。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人类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但后者可用文献记载来互证，而前者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者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具有质的差异。
研究范围 史前考古学以史前人类的遗迹、遗物为基础，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和分期断代，同时还要结合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复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论据。
史前考古学的出现，突破宗教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局限性，空前地延长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类和古猿的分化以制造工具为标志，这是劳动的具体象征。史前人类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一直到文字出现，至少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程。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史前时期的下限也颇不一致，象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进入历史时期，中国在前16世纪的商代已出现阶级国家,欧洲的古典时代开始于前6世纪。有些地区的史前时期则延续时间更长，如新大陆的美洲可晚到16世纪，大洋洲晚到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统属于史前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研究简史 有关史前的传说，在古文献里也有所反映， 例如前8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令》诗篇里，便把人类的发展划分成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铁5个世纪;中国东汉袁康所撰的《越绝书》中也把人类使用的工具，分成石、玉、铜、铁4个阶段,这些只是根据古代传说而产生的推理叙述。至于从考古学上得到科学的认识，是从19世纪开始的。1836年丹麦学者C.J.汤姆森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1865年英国学者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1868年法国考古学家G.de莫尔蒂耶用考古学方法将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分期，后来经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的补充修改，直到今天还在沿用。1892年英国学者A.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期，称之为中石器时代。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于是史前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基本齐备。中国史前考古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史前考古学基本上填补了时代和地区上的空白，取得空前的成绩。
旧石器时代 在这一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的体质具有原始的特征。遗存与若干绝灭动物共存,其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至一万年前为止。旧石器时代的时间最长，占人类历史的99.8％。至于所谓在其前，尚有“曙石器时代”或“木器时代”等提法，都缺乏事实根据。旧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的不同，文化面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而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分期。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划分，一般采用两分法或三分法，即下部旧石器时代、上部旧石器时代，或早期、中期、晚期。后者的划分与人类体质发展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3个阶段相适应。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无论人类的体质还是文化，都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象火的使用，石器工艺的改进,骨、角、蚌器的应用,艺术作品的出现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等，充分反映从人类出现伊始，便在同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而获得生存和发展。欧洲旧石器文化发现丰富，文化系统和分期断代比较清楚，早期遗存有阿布维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中期遗存有莫斯特文化，勒瓦娄哇文化；晚期遗存有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等。其中有些文化还影响到北非和西亚。中国也同样有丰富和自成系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早期遗存有蓝田人文化、北京人文化、观音洞文化；中期遗存有丁村文化；晚期遗存有峙峪文化、山顶洞文化、小南海文化等。美洲和大洋洲也都有旧石器文化，均属于晚期的遗存。
中石器时代 也有人称其为续旧石器时代。其地质时代已进入全新世，属于冰后期。此时欧亚大陆的气候转暖，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显著不同。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使用打制或琢制石器，但磨制石器还没有出现。文化面貌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类似之处，不过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浓厚，如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的中石器诸文化，可分为精石器文化和粗石器文化两大群。前者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代表，属于采集渔猎文化，象欧洲的阿齐尔文化、塔德努瓦文化,均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主体,用三角形、半月形和梯形的石刀，镶嵌在骨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使用。中国的中石器文化发现不多，如沙苑文化和灵井文化也都以细石器为特征，是从细小的石核上剥下石叶，一般缺少加工，与前述几何形细石器有显著不同。中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延续的时间不平衡。例如西亚在公元前9000年已出现磨制石器，向新石器文化过渡，欧洲和中亚等地也有的延续到前3000年左右，丹麦的埃泰博勒文化就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残存文化，其晚期出现的磨光石器和陶器是受了南欧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但还保留较原始的状态。
新石器时代 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严格地讲，这时已从依赖天然赏赐过渡到生产经济阶段。由于农业和畜牧业是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标志，因而当出现陶器以前的阶段，也有人称之为前陶文化或原新石器文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地理和时代的因素非常强烈，象旧大陆和新大陆，无论在文化面貌、经济基础和生产手段等方面，都表现了显著的差异，可以分成不同的地区和群体。旧大陆以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新石器文化，以伊朗、伊拉克、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所谓“肥沃的半月形地带”为代表，前9000～前7000年的前陶文化开始栽培小麦、大麦,饲养狗、绵羊和山羊,但采集渔猎仍占较大的比重，已形成半稳定性的小规模聚落。使用嵌镶几何形细石器的镰刀、半磨制的石斧、琢制的石容器，但还没有出现陶器。前7000～前6000年的前期文化，农业、畜牧业已经确立，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磨制石斧普遍使用，开始制作深钵形的圜底陶器。前6000～前5000年的中期文化阶段，发明了彩陶和纺织技术，人形陶偶增加，作为家畜的牛也开始出现。前5000～前4500年的后期文化阶段，已形成大规模的聚落，以制作精美的彩陶和营建神庙为其特征,社会分工显著,阶级分化萌芽。不过其他各地的发展规律不尽一致,象中国的前陶文化,目前尚属缺环。以华北为中心，前6000～前5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和成片的氏族墓地。种植粟、黍一类耐旱作物。磨光石器发达,细石器仍有残余。以三足钵为代表的陶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纹饰有素面、绳纹、篦纹，甚至到了晚期还出现个别花纹简单的彩陶。前5000～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畜牧业有了更稳步的发展，农作物依然是粟、黍两种。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畜的数量更多了，出现了羊、牛、马等新的品种，制陶工艺空前发达,不仅使用轮制，还出现胎壁薄达2毫米的蛋壳陶，社会分工明显，阶级萌芽，处在文明的前夜。至于长江流域及华南的农业活动，与华北显然不同，如前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即以种植水稻为主，后来一系列文化都承袭了这个农业传统。因此，不能认为新石器文化及农牧业的起源都源自西亚，在世界范围内应有不同的中心。不适于农耕畜牧的地区或距先进文化中心较远的边远地带，往往以采集渔猎为主，例如欧亚北方地区的篦纹陶文化以及日本的绳纹时代等。至于非洲内陆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以栽培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却没有发展成真正的农业经济，而处于停滞的阶段。新大陆在西班牙人到达以前，除了旧石器文化和中南美的个别金属文化以外，都属于新石器文化的时代，象高度发展的马雅文明，仍属于新石器文化的范畴。新大陆的诸文化群，有以玉蜀黍为主要作物的农耕文化和仍处于采集渔猎经济的停滞新石器文化，甚至有的属于已出现磨制石器，但不见陶器的先陶文化。
铜石并用时代 或称金石并用时代,此时使用红铜工具,已掌握铜的冶炼术,用冷锻或铸造法制作红铜器，但主要的工具仍然是石器，属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期。但往往由于发现的例证不够典型，在概念上导致混乱，例如有人把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安阳殷墟作为铜石并用时代便是一例。有些考古学家象O.门京（1888～1973）和V.G.柴尔德等人就反对这个时代的概念。中国有没有铜石并用时代也同样是个问题，如齐家文化已出现冷锻和单范铸造的小件红铜器，似可归入铜石并用时代的范畴；但又出现多范合铸的青铜器，据已检验分析的25件铜器表明，红铜占64％，其他属于青铜。另外象甘肃玉门的火烧沟遗址，经鉴定的66件铜器中，红铜占54.6％，余者为含铅、锡的青铜。可证即使有了青铜器，红铜器仍在使用，因而有人认为，红铜器的出现只能象征发展上的过渡。铜石并用时代是否可作为独立的阶段，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青铜时代 青铜是以红铜为主要成分，加入锡的合金。加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铜的熔点，加强铜液的流动性以便于铸造，并可加强合金的硬度。由于锡矿的产地有限，开采和冶炼需要一定的技术，因而青铜器的制作往往限于小件或珍贵的兵器、器皿，一般工具仍以石器为限。同时往往出现以铅代锡，或使用铜、锡、铅的三元合金；但合金的硬度较软，不适于实用。青铜器时代是继承新石器时代而发展的，但在一些边缘地区，新石器时代处于停滞阶段，没有经过青铜时代就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如日本的弥生时代，美洲和大洋洲便是如此。非洲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
某些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记载，如埃及的第1到第18王朝,前14世纪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商周等，因而已不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畴。不过它们的周边地区，如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青铜时代尚无文字出现，仍处在史前阶段。至于美洲的青铜文化，在公元11世纪以前始出现于南美安第斯山一带，印加帝国基本上也是青铜时代。
铁器时代 最早的铁器于前14世纪之初出现于小亚细亚的东部，其他各地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不甚一致。至于陨铁制品，如西亚在前3000年开始出现的某些刀、短剑和装饰品，中国商代的铁刃铜钺等，则不能作为铁器时代的产物。大部分地区在铁器时代早已进入历史时代。不过欧洲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不少仍属于史前时代的范畴。这表现了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不一致性。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89955.htm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人的灵魂不死，拓宽了先民们的想象空间。 于是，从葬式、葬具、葬地的选择，以及随葬物品的多寡，都随着当时社会的伦理思想、经济文化诸现状的变化而变化。仅以随葬品为例，在新石器早器，“所有死者都有随葬品，不是斧、镰，就是石磨盘和磨棒，或陶制生活用具。” 夏时认为“人死无知，用不堪用器物埋于墓中”；殷时认为“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于墓中”；周时认为“人死也许无知，也许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国并存、诸侯争战时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毁器”、“折兵”现象逐渐消失。 如果说人的灵魂不死观念产生的早期，还能反映先民们文化进步的一面；那么，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这个观念也就被浸泡在无数生灵的鲜血里了。私有主、奴隶主以及封建统治者，为了死后仍能享受生前的富贵，除了随葬大量的陪葬品以外，还用活人殉葬。这种残忍的殉葬制度，是被纳入礼制规范的，也是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如商代的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和武官村王陵大墓中，生殉、杀殉、杀祭的人数都在三四百人左右。 从目前有关资料来看，距今约4200—3900年的齐家文化的墓葬中，便出现了殉人现象；到了殷商时期，殉人制度达到鼎盛。死者的权力越大，社会地位越高，殉葬的人数就越多。此后，西周初年殉人现象开始有所节制，直到明英宗皇帝临终前的遗诏废止殉葬制度，其间殉葬现象从未间断。中国历史上这种殉葬现象，人数之多、年代之旷久，为世界所罕见。 拂去依附在中国古墓葬上的二千多年封建迷信观念，不难看出，中国古墓葬有两个显著的本质特征：首先，墓葬能寄托、包容生者的亲情。其次，墓葬能反映死者生前权力的大小。前者是人性的必然，后者是社会的必然。 中国墓葬无论以何种方式以及形式(如墓葬、火葬、土葬、水葬、天葬、洞穴葬以及复合葬等)，它的实质不外乎亲情与权力。亲情使得墓葬文化有了丰富的民众土壤，如河东旧时的丧葬礼，从病危到死后百日，包括了停尸、报丧、封棺、守七、择坟地、油棺、打墓、请祖、立神主、吊丧、送葬、守孝、成服等等，还有的地方程序更为复杂，名目可多达五六十种。用其冗繁的丧葬礼的形式，来表达生者的哀思。 权力又使得墓葬文化变得富丽堂皇。西周出现的“列鼎”墓葬，将奴隶贵族按等级的大小，规定使用列鼎的数目，大体可分为一、三、五、七、九，五个等级，其九鼎墓，为当时墓葬制度中规模最大的墓葬。 到了战国初期，“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 就坟头而言，孔子为了不忘亲情，以便识别，不过为其父母坟“崇四尺”高。可是刚过了几百年，修筑秦始皇陵时，其坟头的封土竟高达115.5米，从中不难看出亲情与权力在墓葬文化中的作用。在整个封建社会，坟墓等级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