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命的旅程行至终章，关于尊严与自主的思考便愈发显得沉重而真切。临终选择权与丧葬自主权，这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共同构成了个体生命终末阶段的权利图谱，它们不仅关乎医学伦理与法律边界，更深刻触及人类对生命意义的终极理解。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与死亡观念演进的双重背景下，对此议题的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人文价值。

　　临终选择权作为生命自主权的自然延伸，其核心在于个体对生命末期医疗干预方式的自主决定。这包括但不限于拒绝维生治疗的选择、预先医疗指示的制定以及对安宁疗护的自主选择。从医学伦理视角观之，这一权利体现了从不惜代价延长生命到注重生命质量的范式转变。在法律实践中，许多司法管辖区已通过立法确认预先医疗指示的法律效力，使患者在丧失决策能力时仍能按其意愿接受或拒绝特定治疗。然而，这一权利的实现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医疗父权主义的残余影响、家属情感因素的干预、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及传统文化中关于生命价值绝对化的认知惯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临终选择权的充分行使。

　　丧葬自主权作为人格权的死后延伸，体现了对个体最终意愿的尊重与执行。这一权利涵盖遗体处置方式、葬礼形式、骨灰处理等具体内容，其行使方式正随着社会变迁而日趋多元。从传统土葬、火葬到生态葬、遗体捐献等新兴形式，丧葬自主权的内涵不断丰富。在法律层面，遗嘱自由原则为丧葬意愿的实现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实践中常因家属间意见分歧而导致逝者最终意愿难以落实。从文化维度审视，丧葬自主权的确立标志着从家族本位向个体本位的价值转向，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个体尊严的一贯尊重。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这一权利的实现方式，数字遗产管理、在线追思等新型服务拓展了丧葬自主权的边界。

　　临终选择权与丧葬自主权共同构筑了生命完整性的保障体系，前者关乎如何生至最后一刻，后者关乎如何被铭记与告别。这两项权利的充分实现，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医疗体系的配合、社会观念的进步以及个体死亡素养的提升。一个成熟文明的社会，应当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议题，在尊重个体自主与维护社会价值之间找到平衡。当我们能够从容规划生命的终章，实质上是在用行动诠释：生命的尊严不仅在于其存在，更在于以其自主选择的方式完成谢幕。这既是对生命本身的最高礼赞，也是对生存意义的深刻诠释。